如果回到殷商時期的黃河流域，您會發現，黃河中下游河道縱橫，低窪地區森林沼澤密布。人們飼養的牛，不是黃牛，而是一種已滅絕的上古水牛。這種水牛的體型較現今的家水牛小，頸部粗短，兩角作三稜形，向後彎的曲率較大（呈ㄩ形），額部凹陷，和家水牛很容易區分。
我是怎麼知道殷商時期的畜牛是一種水牛的？說來可真話長。1997 年歲次丁丑，我在《科學月刊》二月號發表應時文章〈野牛滄桑〉，附帶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：商、西周的牛形器物，無不取象於水牛屬，沒有一件例外！中文習稱的「牛」，主要指牛屬（Bos）和水牛屬（Bubalus）。前者的角較圓，無橫紋；後者的角較寬，有橫紋。單單從角型，就可以輕易區分。
我意識到，這一附帶發現，在生物史和農業史上具有重大意義。寫作〈野牛滄桑〉時輾轉獲悉，殷墟曾出土大量哺乳動物遺存，前輩學者德日進、楊鍾健和楊鍾健、劉東生曾加以研究，撰成兩篇關鍵性論文。我又輾轉獲悉，殷墟遺存中有一種已滅絕的水牛——聖水牛。古人「鑄鼎象物」，商、西周的牛形器物是否取象這種上古水牛？
司辛石牛，商代後期，中國歷史博物館藏。婦好墓出土。除了雲紋裝飾，其餘無不寫實，與古生物學所描述的聖水牛完全吻合。
楊鍾健、劉東生的〈安陽殷墟哺乳動物群補遺〉（1949）在台大圖書館找到了；德日進、楊鍾健的〈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〉（1936），直到 1997 年夏才從北京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汪子春先生處得到一份複印本。
看完這篇經典論文，不禁拍案歡呼。根據德、楊二氏論文，殷墟哺乳動物遺存的水牛屬只有一種，即 Bubalus mephistopheles，德、楊將之譯為「聖水牛」。殷墟出土的哺乳動物遺存，可以反映殷商時期安陽一帶家畜及野生動物的種類和數量。既然遺存中水牛屬只有聖水牛一種，那麼牛形器物取象這種已滅絕的水牛，豈不是理所當然的事。
殷墟哺乳類遺存中出土的聖水牛甚多，有不少頭骨保存完整。對照商、西周牛形器物，兩者一一吻合。這是古文物記錄古生物形態的特殊案例，極其稀有罕見。歷來古生物學家未注意到商、西周的牛形器物，而考古學家未注意到古生物學家的研究成果，筆者有幸將兩者連在一起。
我將上述觀察致函生物史家汪子春先生，請他查詢一下，這個問題可曾有人探討？他查閱文獻、徵詢專家，結論是：「國內確定沒人做過。」於是就在 1997 年——寫作〈野牛滄桑〉那年秋天，放膽寫成兩篇論文〈聖水牛形態管窺〉和〈殷商畜牛考〉，成為筆者科學史探索的重要作品。
1998 年又寫成〈甲骨文牛字解〉，判定甲骨文的「牛」字，專指聖水牛。換言之，在殷商時代，「牛」字為一專稱，而非泛稱。寫作此文時我才獲悉，早在一九八四年，法國漢學家雷煥章神父（1922-2010）已發表一篇重要論文〈兕試釋〉，解釋甲骨文「兕」字，指得是野生的聖水牛，而「牛」字為畜養的聖水牛。自民初以來，解釋甲骨文「兕」字的學者不在少數，包括董作賓、唐蘭等大家，但沒有一篇較雷神父的大作更能讓人信服。
雷煥章神父。攝於其耕莘文教院雷神父的小書房。雷神父手上的文件，為筆者所呈三篇論文複印本。圖／蕭淑美攝影
2006年 12 月 4 日，我和楊龢之到耕莘文教院造訪雷神父，呈上三篇有關聖水牛的論文，雷神父出示他的幾本甲骨文大作，當真可以用博大精深來形容。雷神父謙謙君子，一再說他半路出家，歡迎我們和他討論學問。我們哪有資格和他討論學問啊！
引介我們晉見的同事蕭淑美說，她曾問過雷神父，他是用法文思考還是用中文思考？雷神父說，大概只有做夢時才用法文思考吧。雷神父 2010 年 9 月 24 日回歸天家，葬於彰化靜山墓園。
（作於 2016 年 2 月 11 日，前半部根據〈中國畜牛的演變〉等文敷衍而成，〈中國畜牛的演變〉原刊《科學月刊》 2009 年 2 月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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